求助不能总靠媒体来救济，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构建现代公益慈善理念与文化。

1月11日下午2点多，北京复兴门地铁站A口附近，一名男子脱光衣服，只穿一条内裤跪在地上，举着一根木棍求路人打他屁股，打一棍10元。这是一场炒作？日前，记者联系到这位男子。他表示，自己的孩子确实患有眼疾，想通过这种方式筹医药费。目前他带妻儿已回老家，为孩子筹到钱后再进京看病。（1月15日《法制晚报》）

从传播效果上看，一些个体求助时采用“悲情”方式，确实更能引起媒体关注；通过媒体关注，进而引起广泛的社会关心和同情，从而能够在短时间内摆脱困境。从这个角度上讲，这种方式是有一定现实意义的。但是，在习惯了各种炒作的语境下，冬天裸露上身“有偿打屁股”，为孩子筹治疗费用，即使情况真实，也难逃“悲情秀”的嫌疑。

同情是公益的原始动力，但仅仅基于一时悲悯的情感，靠煽情与眼泪催出来的公益捐赠，再通过媒体进行放大，终究是临时的而非可持续的，能够帮助到的对象只能是极少数。其实，公益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对弱势与身处危难境地的人们，给予普遍而经常性的关心与帮助，让他们享有相对公平的救助权利。这需要公益慈善走向组织化、社会化之路，成为政府保障兜底之外的有益补充，让公民的捐赠成为常态，而不再只是针对具体对象的直接赠予。

个体求助对媒体的依赖程度，其实也是现代公益慈善成熟度的一个标志。越依赖媒体，越证明公益慈善的组织化、社会化水平越需要提高。近些年，一些网络募捐事件越来越呈现出炒作倾向，背后策划的痕迹越发明显。比如，“跪爬救女”“父亲卖卫生巾救女”等事件，都在演绎着“比惨”的传播逻辑。

然而，如果在传播上剑走偏锋，过于依赖媒体对事件进行放大，则有可能导致道德准则的迷失和事情本质的失焦，如去年引发舆论关注的“偷鸡腿救女”个案。而与之相反的则是，刘燕的“病室友”王玉琴，一本正经地通过微信拟众筹善款20万元，众筹期结束后，也仅仅只筹到2万元。对比之下，高下立判，折射出社会公益慈善发展的瓶颈。

过于依赖媒体，不仅导致求助行为的变形，而且还会裂变社会心态。如，“偷鸡腿救女”事件深陷道德争议的漩涡，有人说“她不就是偷了一个鸡腿吗”。非道德的行为换来利己的结果，还有道义的豁免权，如何让人心理平衡不去效仿？此外，打悲情牌来吸引社会的怜悯，也容易放大网络直捐的软肋，许多炒作出位的求助捐赠，都掉入了骗捐的争议陷阱。

求助不能总靠媒体来救济，应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构建现代公益慈善理念与文化，通过政策引导、税费优惠等，加快社会公益组织、公益基金的培育与发展，促进社会公益慈善版本升级；不断完善慈善法治体系，提高公益慈善的透明度，提升公信力，增强社会参与慈善捐赠的积极性，做大慈善公益蛋糕，让更多人在慈善公益机制内得到救济。比如，孩子得了严重的眼疾，做家长的能够在第一时间想到政府和专门的慈善基金来满足救助，而非牺牲尊严形同乞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