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随着上海彩虹合唱团的《春节自救指南》面世，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也再一次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在评论人肃慎猫看来，我们与父辈同为成年人，如果我们会因为他们的话语、行为感到过于焦虑、痛苦、郁闷，那么可能我们还不算一个合格的成年人。

她指出，我们身处于一个对老年人不友好的社会。近看，这与从90年代起的社会生产方式变化所带来的年龄权力结构演变有关；远看，也与自工业革命以来青年群体登上历史舞台的进程密不可分。鲁迅提出的“幼者本位”的思想，也进一步推动了反对“长者本位”的个人主义思潮。

另一方面，我们对老人又有一种奇怪的崇拜心理，张充和、杨绛、周有光……每次百岁老人的逝世都会带给我们极大的恐慌，似乎他们带走的除了知识分子的风骨，还有整个民族的精神。于是我们可以心安理得的躺在原地，理直气壮地告诉自己：长者已逝，知其不可追。

然而，在这样一个对老年人又不友好又莫名崇拜的社会，我们大概不会成为杨绛，也不会成为周有光，但我们终将同我们的父辈一样，成为一个普通老年人。

上海彩虹合唱团的《春节自救指南》的“斗争对象”

这是个对老年人不友好的社会。

我可以随手举出一把例子来证明：比如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早、晚高峰，你不会在地铁里看见老年人，因为所有的人都在用吃奶的力气向车上挤；比如在北京的主干道两侧，你很少看到老年人过马路，因为绿灯的时间太短，过马路的行人不得不一路小跑；就算是在电视里，你总能看见年过不惑甚至知天命的演员们在化妆、磨皮、打光的帮助下，造作地演绎着青少年的爱情故事——他们害怕老去，是因为我们不想见到他们老去的样子……

《老三届》剧照

早在十多年前，社会学家陈映芳教授就曾提到过“老三届”一代——恰好是我们的父辈——的“失落”，或者说“剥夺感”（sense of deprivatio）。她认为，从90年代起，中国社会中的年龄权力结构开始发生演变，各个年龄等级之间的力量关系出现了变化。新兴产业取代了传统重工业和轻工业，青年一代迅速崛起，取代了上一代人的位置。于是，年轻时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工作时被剥夺留在城里的权利、结婚时被剥夺生育多个子女的权利的一代，在迈入中老年之后，又被剥夺了留在社会舞台中心的权利。

李强等著《生命的历程——重大社会事件与中国人的生命轨迹》，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我们的父辈老了，他们当中有的是“老三届”，有的没赶上，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从舞台的中心消失了——不仅从社会的舞台中心消失了，也从我们的生活舞台中消失了。我们开始在朋友圈屏蔽父母，社交平台上开始大量地传播“你妈如何如何”的帖子，往往广泛地引起了年轻一代的共鸣。且不论究竟谁是谁非，在这种大规模的“集体寻求认同感”的背后，难道不是一颗颗孤独寂寞又无人理解的心灵吗？然而在我们寻求集体认同感的同时，又怎会不知道：我们的父母也在和同龄友人吐槽着青年一代的不靠谱——只是因为老年人没有话语权，所以种种吐槽我们看不见而已。

上海彩虹合唱团的《春节自救指南》一问世，对父母逼婚、七大姑八大姨追问的调侃吐露了年轻一代的心酸，两代人之间的矛盾也再一次地被推到了风口浪尖。我们与上一代人的关系似乎总是被束缚在了“亲子”之上，以至于我们似乎都忘记了——大家都是成年人，作为成年人的父辈有说或不说、做与不做的权利，作为成年人的我们，也有听或不听、同意或不同意的权利——这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只是我们与父辈之间的感情，带有太多我们都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的龃龉和莫名其妙的烦躁情绪。我们为什么要被长者“约束”，我们青年人难到不应该是顶天立地当家做主的一代人吗？

回到几百年前，可能还真不是。我们感受到更多的“压迫”、对于“反抗”的需求更加迫切，正因为我们的社会地位在进一步的提高。“青年”作为一个社会阶层，从出现到当下的历史，满打满算不到三百年。实际上，正是工业革命催生了“青年”阶层，根据英国历史学家吉利斯（R·J·Gillis）的研究，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并没有“青年期”的观念，儿童期和成年期之间的中间状态完全不被承认，在欧洲中世纪的社会中，依附于父母的孩子在成长为成年人的过程中，会逐渐改变其依附的状态。这其中，欧洲传统社会的“学徒制”功不可没：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要在14岁之前离开父母家，到别人家去当仆佣，或者在师傅家当徒弟，或者当寄宿生，总之他们普遍地被置于一种半依附的状态。和欧洲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中，孩子或年轻人的独立是不被允许和认可的，“孩子”一直到成为“大人”，他们对父母的精神上的、生活上的依附状态都被伦理规范和家庭制度所规定。

在清末以前的中国社会，“青年阶层”作为一个独立的年轻群体也是不存在的。在古代中国，男子有冠礼，女子有及笄，在此之前他们都被视为孩童，而在此之后他们则有了成家立业的年龄基础，从此被当成成人看待。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青年人”很少能够掌握独立的权利空间，一方面，传统的中国家庭制度规定，不管长子还是次子，所有的男性成员都必须留在家中继承自己的家系，脱离家族的行为不被允许；另一方面，无论是作为伦理规范还是法律制度，年轻人都被要求服从、恭顺父母，奉养父母长辈是子孙的义务，也是中国亲子关系成立的一个基本前提。

五四运动中的爱国学生

一切或许都不会被改变，直到1919年5月4日的到来。当然，早在“五四运动”之前，新的思潮已经在酝酿之中，随着科举制的废弃、近代教育系统的确立，“青年学生”这一群体逐渐形成，同时，鸦片战争以后“救亡图存”的社会氛围，也使得旧有的“忠君体国”理念逐渐被“为国奉献”思想所替代——在这一过程中，“青年”如救世主一般为社会所期待。梁启超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表了一系列“少年说”观点，他认为少年是改革的人才，年轻人应该被崇拜，“维新救国”是青年一代的天职。鲁迅也是呼唤青年们走出家门的“先驱”之一。近代中国要革命，要推翻封建帝国的统治，就要推翻作为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核心观念——孝悌。鲁迅很清楚，中国人要谋求政治解放，首先就要谋求父子关系的解放。鲁迅从生物进化论的角度出发，将中国传统的身体观念“子女的身体属于父母”颠倒过来，指出：“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须‘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鲁迅提出了“幼者本位”的思想，其本质是“个人本位”。于是我们看到“五四”时期狂飙突进的个人主义运动，看见大量的女性走出家门，看见大量青年知识分子从封建家庭中脱胎而出……个人主义的兴起，促进了中国第一个青年阶层的诞生，而青年阶层的诞生，也进一步推动了反对“长者本位”的个人主义思潮。

吐槽父母敝帚自珍

今天，我们之所以能够在社交平台上里肆无忌惮地（当然未必是有恶意地）“挤兑”我们的父母，一方面要“感谢”鲁迅先生等前辈；另一方面也要归因于消费社会的兴起。譬如我们吐槽爹妈敝帚自珍，把家里所有的家电、沙发，但凡能盖上罩子的——除了人——都盖上罩子，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除了人以外，没有什么是不能通过买买买获得的。在父辈的眼中，首先考虑的是一件东西会不会用坏。在我们的眼中，首先考虑的是一件东西怎么用起来舒服，用坏了去哪里再买。消费社会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资本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不是父母与我们的生活理念格格不入，或许只是我们变了，他们没有变、也不想变。

如果说一切都是“社会的错”当然很容易——反正在宏观的层面上，我们也做不了什么。但是，在微观的层面上，还有心理学家告诉你，老人为什么“不开心”。北京大学的两位心理学专家张昕和宋萱曾分析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长辈总是在说“这是为你好”？他们认为，这五个字背后隐藏的是几千年沉淀下来的控制欲。因为长辈没有获得足够的社会支持（social support），所以他们感觉孤单、感到自己没用——无独有偶，这种现象在社会学意义上也有专门的称谓，叫作“价值剥夺”——于是张、宋两位专家建议，让老年人有事可忙，感到自己被需要，反而比让他们闲着更好。

近日逝世的周有光先生

所以，不单我们的社会对老年人不友好，我们每一个人，恐怕对老年人都有一种本能的“防范心”。“五四”过去还不到一百年，我们灵魂深处还残留着“长者本位”带给我们的深深恐惧；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对老人又有一种奇怪的崇拜心理，近年来，张充和、杨绛、周有光……任何一位智慧长者的故去，都似乎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恐慌，似乎这些百岁老人带走的，除了知识分子的风骨，还有整个民族的精神，这些老人们被赋予了无上崇高的地位、绝对正确的权威，于是我们可以心安理得的躺在原地，理直气壮地告诉自己：长者已逝，知其不可追。于是再也不会有第二个杨绛，也再也不会有第二个周有光，我们只是一群平凡的禄蠹之辈。

心理学家们说，《春节自救指南》，其实关键在于理解——不，我并不准备用一碗鸡汤作为结束。不要忘了，还有“心理学家”如武志红者说中国是个“巨婴国”，大多数成年人，心理水平是婴儿——但我也并不打算为这个观点站队。我只想再次重复在前文中提到的观点：你的父母是成年人，你也是成年人，如果你会因为父母的话语、行为感到过于焦虑、痛苦、郁闷，那么可能你还不算一个合格的成年人。不要忘记，在这样一个对老年人又不友好又莫名崇拜的社会，我们大概不会成为杨绛，也不会成为周有光，但我们终将同我们的父辈一样，成为一个普通老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