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在电影中刻意地扭转对于藏地世外桃源式的叙述方式和视觉美化，并且坚决地将“当代性”作为影片的整体叙事核心。

不论是大醉酩酊还是辛勤劳作，塔洛和周围环境的关系都比较完整，展现出自足的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

相比之下，塔洛在县城和派出所中被各种线条切割，面部也被压迫到了整个视域的边缘

独特的文化身份和文学创作经验，让万玛才旦对于由生活细节构成的人物内部冲突特别敏感，并擅长用简单的叙事构造传递出具有层次感的主题。不出意外的话，《塔洛》在院线上映的时间大概不会超过两周。随后，它会在一些准艺术院线中获得更长的电影生命，在表达藏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同时，为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提供有价值的人文反思。

导演的镜头语言精致而完整

在大片扎堆、刺刀见血的贺岁档中，《塔洛》就像一头闯进房间里的大象那么不合群。它没有得到太多的排片，也没有引发大众的热捧，但仍是当下中国电影创作中无法忽视的作品。

塔洛是一位藏族的牧羊人，孤零零地生活在荒山里，没有任何亲人，只有羊群、牧羊狗和一台老式收音机陪伴。也许正是这样简单极致的环境，让他的记忆力好得出奇。在影片刚开始的一条长镜头里，他用诵经般的语调完整流利地背诵了一遍《为人民服务》。历史对于这个与世隔绝的独特个体来说，仍然是现实的一部分——直到他走进县城的照相馆，试图通过拍摄身份证照片被动地融入到现代社会。

镜头事无巨细地呈现了塔洛第一次前往县城的完整经历。看似波澜不惊的流水账之下，现代观念给人物带来的情绪波动，在长镜头营造出的现实主义气氛中得到了细致的呈现，也为后面整个故事的转折奠定了坚实的情绪基础和情节铺垫。

然而，影片又严密地控制了对于塔洛在县城经历的视觉呈现方式。他的身体和存在，绝大多数都没有被摄影机-人眼的系统直接观察到；观众需要通过镜像反射、玻璃窗投射和照相机镜头这些的视觉中介，来观看身体和场景的某个局部。

毫无疑问，这和电影提供给我们的观看塔洛在自己生活环境中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故事的中段完整地呈现了塔洛自己的生活节奏。不论是大醉酩酊还是辛勤劳作，塔洛和周围环境的关系都比较完整，展现出自足的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相比之下，塔洛在县城和派出所中被各种线条切割，面部也被压迫到了整个视域的边缘。对电影创作者来说，镜头中的一点一滴无不在传情达意，万玛才旦在《塔洛》中探索出属于自己的精致而完整的电影语言。

万玛才旦反对刻意美化的叙述手法

万玛才旦是我国藏语电影的开创者，是一位有着显著的作者风格和文学气质的电影导演。他的系列作品，一直在思考和追问民族传统和身份认同与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碰撞。虽然藏语电影起步较晚，但从世界电影史的角度来看，民族题材的电影，从上世纪20年代的《北方的那努克》（由罗伯特·弗拉哈迪于1922年出品的纪录电影）时期就已经走向成熟。这类影片往往刻意屏蔽西方和现代文明的要素，集中展示民族在生产、生活和信仰等方面，与自然界之间的对立统一的关系。虽然不直接展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但对于民族淳朴生活的诗意呈现，却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伊甸园的意象。

然而，人们也逐渐意识到此类“自然史诗”式的叙述本身的缺陷。归根结底，这类影片呈现的并非是真实的民族和他们实在的生活；它本质上是由西方和现代文明，出于自身的需要而想象、建构出来的一种叙事和视觉呈现。在大多数影片中，民族成了一种符号化的工具，他们本身被呈现得光鲜亮丽、恍如仙境；社会、经济和文化不平等带来的问题反而被忽视和遮蔽了起来。

60年代之后，随着影视技术的逐渐普及，民族电影和村民影像等新的影视实践开始出现；当地人自己拿起摄影机，通过电影表达自己对于生活和世界的理解。虽然传播制度和资本力量对这些独特的表达仍然多有压制，但电影创作者们仍能不时地穿透商业电影营造的大众梦境，传递出对于历史和社会的深层思考。

万玛才旦的电影创作正是上述反思浪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通过自己的创作在传统与现代这样一个全球性的话题中，探讨了藏人当下的具体经历。影片也因此同时具有了普遍性的主题意义和特殊的社会文化价值。从《静静的嘛呢石》（2006年上映）开始，万玛才旦刻意地扭转对于藏地世外桃源式的叙述方式和视觉美化，并且坚决地将“当代性”作为影片的整体叙事核心。

独特的文化身份和文学创作经验，让万玛才旦对于由生活细节构成的人物内部冲突特别敏感，简单的叙事构造往往能够传递出具有层次感的主题。不出意外的话，《塔洛》在院线上映的时间大概不会超过两周。随后，它会在一些准艺术院线中获得更长的电影生命，在表达藏人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同时，为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提供有价值的人文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