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锦莲之前因为“投毒”服刑了19年，在今年6月被改判无罪，如今他向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4100万的国家赔偿申请。其中，人身自由赔偿金约1000万元，侵害健康权的赔偿金100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000万元。

这个天文数字的国家赔偿也引发了不小的争议。

此案的定罪和翻案过程相当曲折，历时近20年，经过2次死缓判决，最高法一次调卷审查、一次指定再审，整整3代律师为之奔走。20年的冤案更是长到足以毁了一个人的一生，李锦莲的确身心受到严重的伤害。

但是，另一方面，我国国家赔偿的赔偿范围和标准，都由《国家赔偿法》做出了较严格的限制，比如，侵害人身自由的赔偿标准就是“按天赔偿”——“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每一天的冤案赔偿金，即，284.74元（按今年两高调整的标准）。按此计算，李锦莲冤案的人身自由赔偿部分应该是200万左右，而不是他要求的1000万元。至于，精神损害抚慰金的申请，虽然《国家赔偿法》没有做直接限制，之前的案例标准恐怕难以满足李锦莲的请求。

应该看到，近年中国司法改革进入快车道，清理存量冤案力度空前，从陈满的23年冤案，到今年吉林高法改判的刘忠林25年冤案，再到这次李锦莲的近20年冤案。这些积累了20年左右的冤案平反，也必然带来高额的国家赔偿申请。比如，之前刘忠林向吉林省高法申请了1667万余元的国家赔偿，而这次李锦莲申请了4100万元。

怎么通过国家赔偿制度实现“正义恢复”，补偿当事人被夺走的人生，体现司法机关的诚意？这非常考验司法智慧。

首先，不能将这些申请天价国家赔偿的冤案当事人“污名化”，动辄扣上“狮子大开口”的帽子。这些人在蒙冤20年之后，仍然愿意申请国家赔偿，将自己的诉求在法律渠道内表达，本身就代表了对中国法治的信任。司法机关要对得起这份沉甸甸的信任。

其次，我国《国家赔偿法》对冤案赔偿实施的“坐牢=上班”的标准，固然很简便，但很可能没有完全覆盖到公民的真实损失。这在之前很多冤案赔偿时都广受诟病。立法机关能否在充分吸纳民意之后，适时进行修订？从1980年代的《国家赔偿法》的横空出世，再到2010年的精神赔偿进入《国家赔偿法》，每一次改变都堪称中国法治的里程碑。

第三，在法律没有修订之前，对于刘忠林、李锦莲这些长达20年的冤案，还应用足既有司法政策，通过提高精神损害的标准，来最大限度地挽回那些被冤案夺走的人生。

冤案受难者的千万级的国家赔偿申请，目前尚难得到法律的全面支持，但是，人的尊严和国家司法公信是无价的，这是全社会的共识。应该让法定赔偿标准逐渐真实反映中国人的尊严和公正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