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的此时，1992年1月17日到2月20日，从武昌、深圳、珠海、广州到上海， 88岁高龄的邓小平正在一路发表“南方讲话”。彼时，历经风波的中国面临一系列尖锐争论，“南方讲话”起到了拨正航向的至关重要的作用。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特地瞻仰邓小平铜像，强调改革开放是党的历史上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四年多的时间过去，改革仍是今天最大的共识。而要做到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仍有必要从历史汲取智慧。

关于改革开放，邓小平当年有很多朴实而又深刻的语言，直截了当地点中当时思想争论与政治发展的“结穴”，跳出无谓的意识形态争论，为后续民营经济的发展、国企改革等扫除了很多障碍。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实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邓小平的这些呼吁，中心关注点是发展。发展就要解放生产力，要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非常明显，邓小平所追求的发展，不光是国家的强大，也是先富带动后富，是民间各个区域与阶层的共同富裕。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有很高的期待，希望能“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但这绝对不是要关起门来改革，而是“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的。社会上那种动辄将一些基本现代文明常识也贴上“西方”标签加以反对的做法，邓小平显然不会赞同。

邓小平是真正有强大自信的人，并不认为搞了市场经济，引进了股市等金融制度，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可以说，这次“南方讲话”重启了改革。

虽然“南方讲话”的主要刺激的还是经济领域的继续改革，但正如邓小平本人在1986年所说：“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经济改革走到一定的深度，会涉及到最坚硬的既得利益阶层，会同时在右派更注重的自由发展与左派更注重的结果公平两个方面碰上难题。所以，只有回到1980年的“八一八讲话”，借这次“南方讲话”开辟出来的经济发展新局，才能往纵深方向挺近。

“八一八讲话”的全称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篇讲话，总结了中国十年“文革”的深刻教训，指出“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正因完整经历了“文革”悲剧，邓小平深深理解政治改革的重要性，他的提醒在今天看来尤其振聋发聩：“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为彻底解决这类重大危险，“八一八讲话”提出：“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

实际上，这也就是今天在提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即中国的第五个现代化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我们纪念邓小平的“南方讲话”，也要纪念他的“八一八讲话”，以更完整地理解中国的改革逻辑，找准下一步继续改革的方向与重点。

洋务运动以来，中国正站在由第三波改革开放向第四波改革开放突破的关键点，驶出历史三峡，才能给“这个世界会好吗”的百年之问一个肯定回答。